薪酬福利 >> 薪酬調查

董云峰 于希

[ 本報記者對8省89名農發行臨時工調查顯示，算上按照最低標準繳納的各項社保（通常沒有公積金），他們當前從勞務派遣公司或物業公司拿到的實際收入，大多在1000元左右，僅有少數人能夠達到1500元以上水平。從進入農發行起，他們幾乎從未領過加班費或獎金，而部分臨時工至今都沒有社保 ]

作為歷史包袱沉重的政策性銀行，近年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下稱“農發行”）積極轉型，通過大量涉足商業性業務，終于“苦盡甘來”。最新數據顯示，目前農發行總資產、貸款余額均突破2萬億元大關，不良貸款率降至1.33%，去年實現經營利潤380億元。

然而，十多年來，一群農發行人始終被扣著“臨時工”的帽子，拿著微薄的薪水，沒有正式身份，沒有加班工資，沒有獎金，甚至沒有社保。其實，他們的辛勤付出并不比正式工要少，許多人迄今仍是所在分支機構的一線骨干。

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風華正茂的臨時工們已經步入不惑之年，他們見證過農發行最艱難的創業時期，奉獻了青春，并熬到了農發行蛻變的今天,但他們自己的人生，仍然處于邊緣地帶。

遺憾的是，2008年正式生效的《勞動合同法》未能改變農發行臨時工的命運。如今，《勞動合同法》進入修訂程序，約束勞務派遣成為重點，他們的命運能夠因此獲得轉機嗎？

嚴紅的故事

那是在1999年初，21歲的嚴紅高中畢業不久，進入農發行中部地區某支行擔任文印員，一個月工資300元。在那個勞工用工法規尚不健全的年代，起初嚴紅并不知道自己是臨時工。

“即使后來知道是臨時的，心情卻是愉悅的，全行9個臨時工，工作和生活都很充實。”嚴紅向《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描述道，建行之初的工作很繁重，記憶里經常加班。“這反倒讓人欣慰，我是不可或缺的人，是在為社會為單位做貢獻。”

現實是殘酷的。盡管屢屢被評為支行先進工作者，嚴紅漸漸意識到臨時工與正式工的不同，三四年過去了月薪還是300元，加班費、取暖費、降溫費、值班費等名目繁多的福利卻享受不到，連最基本的社會保險也沒有。

“工作沒少干，干得也不錯，年年的先進不都是自己嗎。看著身邊正式工一張張自豪的臉，心里卻有一股悲涼。但干了這么多年，心里確實不舍。”嚴紅說。

2004年5月，嚴紅看見了一絲曙光，她被轉進“計劃內臨時工”序列，開始有了醫療險和養老險，包括保險在內的月薪漲到580元。那一刻她感到自己離正式工的距離是那么近，盡管收入差距越來越遠。“計劃內的，顧名思義就是后備力量，好好干吧，終有一天農發行會承認我的。”

然而，嚴紅等來的，卻是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2005年初，根據上級指示，嚴紅所在支行8名臨時工需要清退4名，人心惶惶過后，她“幸運”地留了下來。嚴紅沒有想到，這僅僅是另一場噩夢的開始。

2006年夏天，嚴紅被告知必須與農發行解除臨時工協議，將勞動關系轉移到一家勞務派遣公司。對于突如其來的變故，嚴紅欲哭無淚，“那時我已經二十八九歲的年齡了，其余3個臨時工都簽了派遣合同，我只能當那個第4個。”

從此，嚴紅以勞務派遣工人的身份，繼續在農發行工作下去，每月收入不到千元，依然沒有加班工資，沒有獎金。嚴紅與勞務派遣公司的合同原本是一年一簽，但這兩年甚至連勞務派遣合同都沒能續簽了，是一個沒有任何身份的臨時工，“做了13年啊，可能馬上要被推給物業公司。”

這些年來，嚴紅在支行辦公室、會納部的多個業務崗位上工作過，目前從事文印崗位和辦公室電子公文的處理以及檔案整理。除此之外，她通過自學取得了初級經濟師職稱，還考取了會計證和本科文憑。

今年1月，嚴紅又一次被支行評為2011年度先進工作者。“這又怎樣呢？努力了這么多年，期望了那么多年，我的身份仍舊是一名臨時工。”她表示，“據說臨時工這個提法早就不存在了，但我真是一名臨時工，每一個人都這樣稱呼我。”

7月31日，本報記者致電農發行該分行，其辦公室人士表示：“對于這種工作十多年未能轉正的臨時工，以及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我分行的確是存在，目前還沒有什么解決辦法。”

多少個嚴紅？

嚴紅的遭遇，不過是眾多農發行臨時工命運的縮影。雖然勞動關系早已轉移至當地勞務派遣公司或物業公司，他們仍習慣稱呼自己為臨時工。

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數十名“資深”的農發行臨時工。這些農發行人來自全國各地的基層分支機構，大多在90年代后期進入農發行，2005年～2007年被推給勞務派遣單位，工作崗位以文印、駕駛、通訊等后勤服務崗位為主，另有諸如嚴紅這樣的臨時工從事專業工作，包括信貸、清算、會計、出納和復核等。

歷史上，農發行成立于1994年11月，繼承了農業銀行的政策性業務。成立之初，農發行曾經借用農業銀行網點代辦業務，此后迅速在全國各地展開布局；到1997年，農發行分支機構基本覆蓋了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和地級市，以及大部分縣級行政單位。

早期的農發行壞賬突出，財力捉襟見肘，為了維持分支機構的運營，這或許是不得不大量使用廉價臨時工的原因。與另外兩家政策性銀行相比，農發行“廣撒網”的布局方式顯得激進，業務規模遠超農發行的國家開發銀行至今沒有開設二級分行或支行，而中國進出口銀行僅有20多家分行。

農發行從未公開披露臨時工整體數據。這些臨時工稱，目前農發行單一分支機構臨時工多為3～6名，部分機構數量較多，甚至達到十余名。據農發行網站披露的資料，該行現有30個省級分行、300多個二級分行和1800多個營業機構。據此粗略估算，目前農發行臨時工數量不是一個小數字。

本報記者獲得的農發行某地級市分行內部資料顯示，該市10多個分支機構臨時工總數最高曾經達到97名，2005年清退了26名，此后剩下70名。農發行江蘇省某支行人士告訴本報記者，“目前農發行在江蘇省共有13個市級分行和80多個縣支行，縣支行臨時工一般3到4人，市行6到7人。”

不過，農發行總行新聞處相關負責人近日向本報記者表示，“全行目前正式員工才5萬多名，每個基層網點大概一兩個臨時工，主要是后勤崗位，人數不可能那么多。”該人士并稱，農發行總行對臨時用工現象并沒有統一要求，而是由各地分支機構根據自身狀況進行處理，不排除個別分支機構會比較多。

農發行2005年年報顯示，當年“對全行臨時用工進行了清理，共清退臨時用工1687人，轉化為社會化用工4736人，補簽勞動合同311人”。所謂的社會化用工，主要指的是被轉為勞務派遣工人的老臨時工。

然而，據本報記者了解，由于農發行各地分支機構的業務需求與編制不足等原因，不僅大部分臨時工繼續以勞務派遣工人的形式存在，近年來同時新招了一些臨時工進入。

據多位臨時工反映，農發行內部早就要求臨時工不得從事一線業務工作，但許多分支機構仍通過虛假上報信息的方式，使用臨時工頂替正式工的崗位，例如某臨時工實際上是會計崗位，上報給分行的卻是保潔工崗位，“臨時工從事會計員工作，只能拿著正式工的柜員卡進行操作。”

于是出現了頗為矛盾的一幕：“今年5月份市分行舉辦‘辦公室綜合辦公平臺系統培訓’，我作為支行的骨干參與其中，發現有80%的參會者均為臨時工，他們負責所在支行綜合辦公平臺的推廣和培訓工作，并負責系統的順利上線。”嚴紅說。

同工不同酬

本報記者從一位臨時工手中拿到了一份落款日期為1997年2月24日的《雇用臨時工協議書》，根據這份協議內容，注定了他們被邊緣化的命運，而此后的勞務派遣合同不過在形式上有所變換，可謂“換湯不換藥”。

這份協議書第5條規定，“乙方（臨時工）不享受正式職工的生活福利待遇，醫藥費自理，在雇用期間乙方出現的人身傷亡事故由乙方自己負擔，甲方不負任何責任”。

第9條規定，“甲方有權根據乙方身體健康狀況和不良表現提前解除協議辭退乙方”。

正是在這樣的協議下，這群農發行人長期忍受著的同工不同酬的不公正待遇。在金融業日益發達的今天，金融機構人員收入水平早已穩居各行各業之首，他們卻掙扎在最低工資上下，其所得遠低于付出同等乃至更少勞動的正式工。

本報記者對8省89名農發行臨時工調查顯示，算上按照最低標準繳納的各項社保（通常沒有公積金），他們當前從勞務派遣公司或物業公司拿到的實際收入，大多在1000元左右，僅有少數人能夠達到1500元以上水平。從進入農發行起，他們幾乎從未領過加班費或獎金，而部分臨時工至今都沒有社保。

“臨時工能身兼多職，一個干很多人的活，招之即來，所以農發行大量使用低薪的臨時用工。”嚴紅說，“我行的司機開車得開，打掃廁所也得干；我管文字打印、復印、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全行微機操作上的難題也找我。”

“收入差距那就大了，（正式工）最起碼一年是我們的兩三倍，還有一些福利我們都沒有。”江蘇省農發行某臨時工告訴本報記者，“我在農發行工作15年每月才1300多元，一年全部收入加起來2萬多，正式員工大約在6萬多，這還是沒有職稱的，有職稱的還不止。”

山東省農發行某臨時工自嘲道：“和別人聊天的時候，聽說我們在銀行上班，都羨慕得很，我們雖然累死累活一個月就八九百塊錢，也只能硬著頭皮說每月拿兩三千。”

一位遼寧省農發行臨時工則對本報記者表示：“給農發行做了多年，現在每月不過1000元，僅夠孩子一個月的培訓費。這些年加班加點從沒給過補助，做的工作最苦最累，得到的卻少之又少。”

“我們清晨出車的時候，孩子在睡覺，深夜回來的時候，孩子還在睡覺，終于知道什么是披星戴月了。”上述臨時工說。

對此，農發行遼寧省分行辦公室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工作十多年的臨時工是不可能的，要說有的話，那都是物業的，而且沒有政策說是臨時工必須要給他轉正的。”

被邊緣化的人生

“目前農發行由國家全資控股，不僅賺的每一分錢都要上交，全部員工的工資都需要經過財政核定，農發行自身在財務上沒有自主權。”上述農發行總行新聞處人士告訴本報記者，“臨時工的工資，只能從各地正式工的工資里面扣除一部分，所以臨時工的待遇問題很難解決。”

上述人士同時強調，還應當看到，與商業銀行和公務員系統相比，農發行正式工的工資并不高。“最近這些年，商業銀行在改革之后，盈利狀況大大好轉，尤其是股份制銀行待遇非常好，而地方上由于經濟發展，公務員工資上升比較快，相形之下，農發行并沒有什么錢。”

按照農發行目前常見的分類，作為勞務派遣工人的臨時工被稱為社會化用工，每年新招的大學生則被稱為市場化用工，一般市場化用工在工作三年后可以轉為正式工，但社會化用工基本無緣轉正。

本報記者接觸到農發行臨時工普遍反映，“由于編制有限，現在能轉為正式工的大學生，都不是一般人，往往是正式工子女。”

對嚴紅而言，經歷過那么多次的希望和失望之后，正式工的身份，仿佛一個奢侈的夢想。2008年底，嚴紅努力通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獲得了大學本科文憑，本以為就此可以參加市場化用工考試，結果仍被拒之門外，原因是她并非“全日制大專以上學歷”。

但編制似乎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農發行某支行臨時工向本報記者透露，他所在的支行共有臨時工11名，雖然該支行尚有多個編制名額，多年來始終拒絕給任何臨時工轉正。“聽說正式工數量少的話，他們每個人的待遇就更好，而上級分行在獎金考核時也會照顧支出更少的支行。”

“我們的利益和正式工的利益是沖突的。”另一位農發行臨時工直截了當地說，“臨時工沒有編制，工資無法從省分行調撥，只能從正式工的福利中扣除，向上報賬時，我們的工資列在管理費用科目上，所以大多數正式工對我們沒有好臉色，我們是單位里的三類人。”

談及自己被農發行“拋棄”的過往，一位曾經的農發行臨時工不愿多談：“2009年我受了工傷，仍堅持工作，半年后病情惡化，合同終止，隨后在病床上躺了3個月。這兩年花費數萬，沒了工作，沒了經濟來源，但農發行從來沒有任何慰問或補償，什么都沒有。”

本報記者還了解到，有些農發行地方分行出臺規定，要求臨時工司機年滿45歲之后，必須轉去保潔、廚師或門衛等崗位，否則就強制辭退，而正式工司機則沒有這項要求。

無處不在的精神歧視則更令人揪心。上述遼寧省農發行臨時工稱，“我們做什么都要看正式工的臉色，哪怕是個司機因為是正式工對你指手畫腳。正式工經常分東西，高興了就給你，不高興了就不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