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福利 >> 薪酬管理

　　部分外企已通過增加工作強度，化加薪于無形，而卑微的工人們依然錢途、前途兩茫茫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陳先鋒、章苒、項開來、葉超發自廣州、杭州、廈門、南京 珠三角一家外資玩具工廠的流水線上，李丹迅速地對同一玩具進行組裝，她一聲不吭地每天勞作10小時以上，然后把她收入的60%寄回家。

　　在她工作的珠三角，一股加薪潮正風起云涌。如果能加薪，她當然求之不得，但她沒機會計較這些，她的希望是，每月能多加班多賺點。

　　變了味的“加薪潮”

　　“公司現在跟著最低標準調高工資，但調高一次，我們的基本任務量就增加一次。以前8小時加工6000個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資，現在8小時要做9000個才行。最低工資從770元調到920元，只漲了19%，任務量卻漲了50%，員工能高興嗎？”在廣東東莞一家日資電子廠工作的白春榮對《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說。

　　部分外企已通過增加工作強度，化加薪于無形。而工人們對變了味的“加薪潮”當然難言滿意。

　　“我和企業之間的唯一聯系就是工資，我干活，他給錢，除此之外無關聯。”在佛山一家日資企業工作的小蔡的說法代表了很多打工者的心態。

　　杭州西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吳華介紹，現在的新員工對勞動的等價交換意識很明顯。老一輩的農民工在衡量工資收入時，是跟自己務農收入比，跟養家糊口的需要比，而現在他們會為自己定價，問“我值多少錢”。

　　一個工人憑借自己的勞動在城市體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資？長期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潘毅介紹：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費約613元、恩格爾系數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購買食物)、贍養系數1.87(每一就業人口供養1.87人)來計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資標準應為2293.7元；另一份按照更低標準計算的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的普查報告：考慮每人每天的營養攝入量及養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國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費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

　　工人對工資不滿意，但跟企業又談不攏。“因為我們不了解企業運營狀況，也不熟悉法律，個人去談，毫無用處。說多了企業就開除你，只能抱團。”在深圳打工的王剛剛很無奈。

　　“我覺得政府應該立法，讓我們更好地參與薪資決定程序，而不是讓我們去抱團爭取權益。”白春榮說。

幸福依舊缺失

　　“始終日復一日的重復著同樣的毫無技術含量的高強度的機械勞動，他們就是壓榨勞動力。”小何曾在佛山的本田汽車配件工廠工作。他說，以前的工作就是要不斷把一些零部件組裝起來，“像機器人一樣拿起風槍機械地將螺絲擰上去，每臺限速50秒”。

　　專門為農民工精神生活提供服務的民間組織“草根之家”負責人徐文財在服裝廠、電子廠都打過工，他告訴記者：“走進車間，看到的除了冷漠還是冷漠，感覺是所有的人都非常難過。出了問題，線長、班組長開口就罵，女員工遭遇性騷擾也很常見。”

　　機器和管理的冷酷熬煞了機體的大部分活力，但對許多工人來說，更可怕的是黯淡的職業前景。

　　“只有極少數人能從生產線上成長為課長，基本上看不到希望，企業培訓課程也都集中在操作技術上，所以流動性很大。基本上一個宿舍里的人隔上兩個月就能換一半。”白春榮說。

　　不過，職業地位、薪資的低廉仍是工人不滿、缺乏幸福感的最重要原因。這和十幾年前大不相同，工人，尤其是外企工人曾是令人羨慕的職業。

　　福建莆田一位公務員回憶說，1996年他剛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時月工資只有300元，而20年前落戶當地的一國際著名運動品牌代工廠的工人工資當時也有300多，“當時進廠甚至還要找關系”。現在這個廠一線工人月平均工資在1500元左右，“甚至比街頭非法營運摩的的都要少”。

　　前途總是迷茫

　　剛滿20歲的女工唐宋敏來自云南昭通，初中畢業后就外出打工，目前在莆田一家鞋廠當品檢員。

　　唐宋敏有很多愛好，最近迷上了溜冰。她說，工人們的業余愛好是用錢換來的。要去逛街、溜冰，就意味著不能更多地加班，收入就大打折扣。5月份因為加班少了，她的工資比上個月少了700，只有1800元——但她在意的是，“不能再住農村”，她希望能在城里長久呆下去。

　　這和在福建多家外企打過工的貴州籍農民工楊力想法差不多，“我的要求不高，如果每天工作8小時能拿到2000元的工資，我就滿足了。這樣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樣上下班，過周末”。但是，楊力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有時候，錢不能解決問題。

　　由于在城市中沒有自己的圈子，農民工很難找到家的感覺。

　　“雖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屬于這個城市。這里是有錢人的天堂，我們進城只會感覺心理更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幾千元買東西，我們沒有東西可買。”在東芝電子工作的陳芳春說。

　　浙江省委黨校副教育長吳錦良教授介紹，更現實的是，受到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限制，并由此衍生出住房、醫保、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孩子入學等諸多不平等，新一代產業工人難以融入城市。

　　“第一代農民工的奔頭就是攢夠了錢回家，但是這一代想在城市里立足，又沒有歸屬感，又缺乏上升的空間。”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說，“他們心中的奔頭很多時候是空的，是畫餅充饑，這是最危險的。”

夢想的代際差異

　　70后養家、80后追夢、90后自我，中國沿海的產業工人“分層化”明顯，但他們都都渴望發展空間，渴望融入城市，渴望體面地生活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項開來、陳先鋒、章苒發自廈門、廣州、杭州 初夏入夜，在福建晉江外資工廠打工的何遠和李明(化名)剛從理發店回來。因為晚上要去蹦迪，所以做了個新潮的“韓式頭”。他們倆一天一包煙，每月1500元的工資幾乎一分不剩，屬于“月光族”，“我們不需要養家糊口，現在就是趁年輕出來看看”。

　　他倆所在的工廠要搬到廠房、宿舍條件都更好的工業園區里，但他們卻不打算跟著去，因為工業區離鎮上有點遠，要上網、蹦迪都不方便。

　　“90后”的他們，似乎有點脫離了人們對“工人”的預設定義。但正是他們使我國外資企業占很大比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工人結構發生了巨大變革：大批離土離鄉的50后、60后產業工人已經返鄉，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批80后、90后，并正逐漸成為主導力量。

　　夾在中間的是70后。“我們工作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養家糊口過日子，所以只要工資合理，苦點累點也無所謂，”1977年出生的杜澤峰說，現在深圳的打工環境比1999年剛來深圳時強很多，“今年我還把媳婦從老家帶了過來一起工作。”本報記者走訪我國東部、南部幾十家工廠后普遍發現，70后打工族大體上保持著老一輩產業工人埋頭苦干的心態。

　　正在成為產業工人主流的80后則更多的是希望出來見世面，長閱歷。“人生應該有一個方向，我現在希望從這個職位一步步往上升，三五年內做到采購專員。”1983年出生的江西人李小勇現在廣東做采購工作。

　　80后希望在人生征途上走得更高更遠，而何遠和李明等90后工人卻大不相同：“玩心”重，工作和生活更加自我。

　　“在家里無聊，所以就一起出來打工，”1990年出生的小黎在東莞外企打工，他說，“在外面比較自由，可以經常逛街、上網，挺好的。至于工作在哪都無所謂，如果覺得不好就換一個工作，只要過得更舒服、開心。”對這些90后打工者來說，手機是必備品，上QQ是每天的必要活動。

　　國內第一家農民工網站“新農門”CEO肖克文介紹，80后、90后的農民工多不用承擔家庭負擔，他們對人生的規劃和價值取向其實跟城市青年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他們的特點是不滿足于一輩子打工，不停地尋找自己的上升通道；不滿足低層次勞動，追求生活的意義。”肖克文說。

　　70后養家、80后追夢、90后自我，中國沿海的產業工人“分層化”明顯，但他們都都渴望發展空間，渴望融入城市，渴望體面地生活。

　　加薪潮難撼世界工廠地位

　　“配套體系發達，工資漲一倍都不會對這些企業有任何影響”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發自北京 “加薪潮持續蔓延”“外企或被迫遷移中國”“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丟失”……春夏之交，中國東南部沿海的一股加薪潮，讓一些外國媒體浮想聯翩。

　　不過，在東莞工作的葉亭卻顯得很淡定。作為一家美國家具進口商在中國的代理，葉亭并不擔心會有工廠遷出，影響她的業務量。“2006年，我們有家臺資供貨商因為人民幣升值和美國反傾銷，把工廠從廣東搬到越南，后來看那邊配套部件都找不齊，就又把廠子搬回了廣東。”葉亭估計，這次的“加新潮”也不會對她的供貨商產生太大影響，“關閉中國工廠還早呢”。

　　葉亭說，其實外媒類似的擔憂，也出現在兩年前《勞動法》修訂和《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以及2005年人民幣升值前后，但最終并沒有出現外資工廠的大量撤離。

　　“這股加薪潮對外資企業的影響實在是微不足道，說一加薪外資就跑，這完全是利益集團散布各種謠言、聳人聽聞。”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在接受采訪時說。

　加薪潮蔓延

　　“我曾在珠三角地區做過大量調查，那里的GDP長期維持10%以上的增長率，企業利潤實現快速增長，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幅度相當少，基本沒有增加。”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這輪加薪潮是由富士康員工“12連跳”引發的。富士康6月2日和7日兩次宣布加薪，通過三個月考核的一線作業員月基本工資可達到2000元。一周之內兩次漲薪，部分員工薪資漲幅達122%，幅度超過了過去10年加薪的總和。

　　一石激起千層浪，加薪潮形成連鎖反應。6月9日，深圳市將月最低工資標準調高至1100元。由于深圳企業普遍以最低工資標準來確定自己的工資水平，眾多原本對加薪仍持觀望心態的企業主不得不上調薪金。據統計，近期已有11個省市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漲幅皆在10%以上，一些省市甚至超過20%，平均漲幅為17%。

　　企業主是天然的加薪反對派。有些外資企業表示，它們無法承受加薪潮的壓力和沖擊，并發出撤離警告。

　　“這樣漲薪非常不合理，臺商協會沒人能理解！我們不會跟風，根本無法承受！”深圳臺商協會會長黃明智說。臺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焦佑鈞稱，在成本考量下，未來三五年內，大陸臺資電子廠離開大陸將勢不可當。

　　難尋替代

　　此輪加薪之后，中國工人的最低工資已超過了周邊很多國家。因此一些輿論擔心，加薪浪潮如果進一步蔓延，一些外資企業將會把工廠轉移到東南亞和南亞。

　　在越南，從事最簡單工作的勞動者在2008年的最低月工資標準約合人民幣500元，印度的最低工資比越南稍高，而孟加拉國的最低工資則比越南要低很多。

　　香港工業總會近期對珠三角港商進行的調查顯示，珠三角約8萬家港企中，37.3%正計劃將部分或者全部生產能力遷離珠三角。它們遷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資成本上升，而搬遷的目的地就包括越南和印度等國家。

　　有媒體認為，在加薪潮的影響下，中國必然會出現一定的產業轉移，這些產業將集中在低端、小規模的加工制造業環節。在仲大軍看來，這些要離開的企業本來就屬微利行業，他們當初來中國完全是看中中國的超廉價的勞動力，現在這個行業沒法干了，離開也是市場調節，“它們愛走就走”。

　　另一方面，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投資協會會長張漢亞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與越南等對比意義不大，因為中國與越南等國家的發展階段不同，競爭優勢迥異。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也在近期表示，廉價的勞動力已不是現階段中國吸引外資的第一位優勢，中國對外資最重要的優勢在于中國國內政治環境穩定、經濟不斷高速發展，法治環境也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配套體系發達，工資漲一倍都不會對這些企業有任何影響。”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韓德強說。廈門大學中國經濟能源中心研究主任林伯強也認為，工資成本的增加不太可能導致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發生，“中國將繼續保持世界工廠地位。”

　向內走，向上走

　　產業的集聚有很多的因素，除了工資之外，還有市場、物流、效率、稅金、生活條件等等很多因素。安邦首席研究員陳功認為：“生產部門的轉移不是說轉就能轉，也不會因為一個單一因素的變化就完全撤離。”

　　但是，沿海的加薪潮畢竟給外資工廠帶來了成本壓力，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在產業鏈條中的議價能力低下，勞動力成本難以通過提價轉嫁到下游，因此“逐低成本而居”仍是這些工廠的重要選項。

　　“如果轉移，它更多的是往中西部地區轉移，中國政府也鼓勵這種轉移。”張漢亞說，目前，富士康等企業已準備將產業更多地遷到內陸和華北。

　　有媒體認為，對于一些無實力搬走的珠三角小企業，這次加薪將使他們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但林伯強看到的是樂觀的一面，他認為加薪潮會促進產業升級。“加薪必然促使企業提高生產效率來抵消工人成本的增加，這對于工廠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有好處。”

　　專家會診：經濟轉型，十年為限

　　【嘉賓】張燕生 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

　　袁鋼明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前幾年就說要轉型，但一直在推遲或拖延。如果還采取駝鳥政策，是不行的”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發自北京 加薪潮涌，中國經濟如何順勢而為，轉型、調整的時機在哪？答案的探索需要從不同角度探究。

　　日本模式：提升收入促轉型

　　《國際先驅導報》：出現加薪潮是必然嗎？

　　張燕生：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一個長期趨勢，是市場調整，因為勞動力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充裕了。現在的勞動力沒有轉移出來的也就1億～1.5億左右，這其中還包括很多難以轉移出來的，再轉移十年基本上就結束了。

　　加薪只是剛開始。不僅勞動力成本上升了，土地成本、環境的成本也會隨之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轉型、調整將不是企業、勞動者或政府的行為，是市場的行為，是包含市場發展客觀規律的行為。發展的階段變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它都會發生的。

　　Q：也就是說，加薪潮意味著中國經濟到了轉型期？

　　袁鋼明：中國前幾年就說要轉型，但一直在推遲或拖延。如果還采取駝鳥政策，是不行的。我們現在經濟的轉型處于一個被迫的狀態。

　　Q：有在高速發展中轉型的先例嗎？

　　袁：日本學者常對我說，日本十年增長的過程就是普通百姓收入提高的過程。日本是一個典型的在收入上升中實現成功轉型的國家。

　　他們是在壓力下被迫提高工資和技術水平的。在日本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十年高速增長前，工廠經常出現暴力事件，甚至有人(因低工資)砍殺老板。和我們現在一樣，他們當時也擔心如果收入提高過快的話，企業的成本也會提高過快。

　　事實是，勞動者的收入提高后，在市場上造成家電熱銷，日本的經濟當時就是靠家電熱起來的；在生產方面，勞動力成本提高使企業放棄簡單生產，必須提高制造業和耐久消費品的水平，這促成了公司成長。

　　可以說，由于整個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順利實現了轉型。

適應期就只有10年

　　Q：日本在1968年、中國在2008年人均GDP分別超過3000美元，中國是否面臨著類似當年日本的時機？

　　袁：如果按日本的模式，從60年代轉型，直到80年末期，20多年就實現了頭昏眼花、令人驚訝的變化。我們國家從現在開始，這二十幾年的時間非常關鍵。再過二十幾年，可能國內和國外市場都飽和了，再進行高收入和高質量的轉變就不好辦了。

　　張：中國的經濟發展，前30年是一個階段，未來30年是與過去完全不一樣的階段。

　　前30年是兩億農民參與國際分工，用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這30年的出口導向和招商引資是非常重要的。

　　這種模式作了巨大貢獻，但后30年已難以為繼了，因為全球需求縮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而且外資正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非制造業的外資比重上升很快，貿易順差長期的趨勢是下降的。

　　我認為，我們的適應期只有10年。未來10年是從舊階段到新階段、舊企業到新企業、舊模式到新模式的過渡期。

　　Q：真有這么急迫么？

　　張：調整要早而且要主動。調整晚了，會出現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中國出口競爭優勢發生變化，及至中國尋求低成本的外資外移，成功的機會就小。

　　袁：今后應通過收入來拉動增長。如果收入不增長，會出現社會畸形發展，一方面資本大量閑置，另一方面貧困階層大量涌現，社會會出各種問題。

　　【鏈接】外資與中國經濟轉型

　　1978年，中國邁出改革開放步伐，大量接受外資。

　　2008年，中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日本于1968年達到這一水平，經濟進入劇烈的轉型期。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開始外流，企業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方向發展。

　　2020年，中國人均GDP將在1萬美元上下，制造業的基礎奠定。依日本、韓國經驗，重化學工業發展飽和，鋼鐵、造船、石油化學等產業開始被淘汰或外遷。

　　2030年，中國人均GDP可望達到2萬美元，即韓國當前的發展水平，鋼鐵、化學和紡織等傳統制造業總產值大幅下降，制造業中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加速。向外遷移產業包括汽車、電氣機械、工作機械等。

　　2050年前后，中國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時，將達到現今西方發達國家水平。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占GDP的主要比重，除了新興的信息、生物等產業，制造業主要集中于高附加值產品，實體經濟產業大量外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