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仲裁 >> 勞動爭議

　　非理性維權思維一

　　“企業存亡與我何干”

　　辦案法官告訴記者，勞動者非理性維權的一個典型思維就是：“企業存亡與我何干！”

　　2008年，江蘇省無錫市眾多企業已經深受金融風暴的影響，張某所在的公司也已連續3個月發不出工資。張某與其他幾名同事多次催促公司支付勞動報酬，但由于陷入經營困境，公司也十分無奈，希望他們再耐心等一等，并表示公司一定會如數支付。

　　2008年年底，張某和其他6名同事走進法院，向公司追索總額達30余萬元的勞動報酬。訴訟期間，公司表示：由于資金周轉困難，暫時無力支付全部勞動報酬，希望張某等體諒公司的難處，共渡難關。但張某等人始終態度堅決，并稱：“討要工資是我們的正當權利，公司倒不倒跟我們沒關系！”最終，法院的調解未能成功，而由于內外的雙重壓力，該公司已經不堪重負，名存實亡。

　　非理性維權思維二

　　“賠我50萬精神損失費”

　　“我要求被告賠我50萬元精神損失費。”在一起勞動爭議糾紛中，原告黃強開出了這樣的“天價”。

　　黃強原本是無錫市一家公司的業務員，因為在收到客戶錢款后未將70000余元歸還公司，被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當時，公司還向他送達了《無錫市終止或解除勞動關系通知單》。

　　3個月后，黃強申請勞動仲裁，因超過申訴時效，仲裁部門不予受理。于是他又訴至法院，要求“補付工資、支付加班費、社會保險費等共計11000余元，另外，再支付精神損失費50萬元”。當法官庭后與其交流時，他表示：“這么大的企業，50萬元算什么，勞動合同法不是保護我們勞動者的利益嗎？這點要求都滿足不了？”

　　最終，由于黃強的仲裁申請超過時效期限，法院駁回了他的全部訴訟請求。

　　非理性維權思維三

　　無故不上班卻要帶薪休假費

　　在激增的勞動爭議案件中，一些勞動者索要各種報酬的理由并不符合情理。辦案法官對記者說。

　　李菲是一家效益不錯的企業職工。從去年4月起，她因公司工作強度大、制度相對嚴格，未去公司上班。公司按照管理制度的規定，向李菲送達了退工通知書，同時將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一并支付給她。

　　李菲雖然拿到了補償款，但覺得對她的補償太少，于是以“帶薪休假應支付工資報酬”為由，認為公司還應支付她80天的帶薪年休假的工資報酬，將公司告上法庭。

　　辦案法官告訴記者，根據法律規定，《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是在2008年9月公布實施的，而李菲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是在2008年5月，根據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李菲無權享受這筆特殊報酬。

　　非理性維權思維四

　　風險代理拒絕一切調解

　　法官在審判實踐中發現，一些律師所謂的“風險代理”也助長了勞動者非理性維權的風氣。

　　最近，王華為了和公司解除勞動合同，與律師簽了一份風險代理合同。律師一再承諾，只要王華起訴，其他的事情全部由他操辦，如果勝訴則按20%的比例收取代理費。王華雖然覺得代理費有些高，但看過律師代寫的訴狀后便心安了———因為訴訟請求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費、經濟補償金等共計20000余元，如果勝訴，自己所得也有16000元左右，于是他便欣然接受了。

　　開庭前，律師提出不需要王華出庭，對于庭審中的多個調解方案，也一概予以拒絕。法官多次提出與原告本人進行溝通的想法，都沒有結果。法院經過審查發現，多項加班費用公司早已按約支付，于是判決雙方解除勞動合同，但對于加班費及經濟補償金僅支持了2000多元，除去代理費后，所得遠低于王華的想象。

　　法官剖析原因

　　一些人對勞動法理解有偏差

　　在認真梳理審判實踐中的各種情形后，無錫市南長區法院法官錢榮根將非理性維權現象增多的原因歸結為4個：勞動者缺乏與企業共渡難關的意識；部分勞動者對勞動法的理解有偏差；企業存在一定的管理疏漏；律師風險代理不利于糾紛解決。

　　如何才能減少非理性維權？錢榮根給出了幾個建議：首先，企業和勞動者都需要學法、懂法、合理用法。企業要依法管理，杜絕鉆法律漏洞、侵犯勞動者權益等違法現象；勞動者也需要對訴訟風險、加班加點時間計算、能否適用經濟補償等概念形成正確的認識，合理維護自身權益。

　　其次，法院可以對企業惡意欠薪與經營困難導致欠薪的情況區別對待。如果企業確實因目前經濟形勢無法按時發放勞動者工資，法院應當起好橋梁作用，幫助企業穩定勞動者的情緒；另一方面，也可以允許企業對欠款分期支付，以緩解經濟壓力。

　　錢榮根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這樣的大背景下，許多企業受到了沖擊，而眾多職工因顧及自身利益群起進行非理性維權，更使企業經營雪上加霜。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現在也是弱者，也需要保護，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企業得以正常經營，職工的權益才能真正得以維護。